“近平同志来厦门是要‘立志做大事’”

采访对象：李秀记，1937年1月生，福建南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72年到厦门工作，1983年2月起任厦门市副市长，1984年2月任市委常委，1984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1988年9月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2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5年8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李秀记家中

采访组：李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时，您是第一个接触他的人。您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的场景吗？

李秀记：近平同志1985年6月中旬来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32岁的生日。他来的时候轻车简从，自己搭了一个便车就来了。当时我主持市委日常事务，所以我就去接他。当时，从福州到厦门只有一条路，还不是柏油路，而是砂石路，灰尘很多，也很窄，我们经常去福州开会，走这条路需要8个多小时才能到。近平同志来厦门前，省委组织部提前打了电话，说大概上午8点钟出发。我就按照经验，下午3点提前到厦门宾馆等，等到大概4点多，才把他等到。

车子一到，车门一开，近平同志就微笑着说：“我是习近平。”我赶快迎上前说：“我是李秀记，代表市委、市政府来接你，欢迎你来厦门参加特区建设。”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穿着简朴、年轻精神、态度谦逊。

接上近平同志后，我带他住进了预先安排好的厦门宾馆2号楼底层的一个房间。按照厦门的习惯，坐下来后，就是喝茶。我一边喝茶，一边给他介绍厦门的情况。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地说：“今天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第一我是来参加特区建设的，二是我的生日。”我赶快站起来，祝他生日快乐！聊到饭点，我们就一起去吃晚饭。按道理，过生日应该有个蛋糕，按厦门的习俗还要吃寿面和鸡蛋。但当时条件所限，没有蛋糕。当天饭菜里有海蛎煎、炒面线、土笋冻等一些厦门的特色菜。海蛎煎里面有鸡蛋，寿面就用炒面线代替了，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志过了一个生日。

吃饭的时候，我们越聊越近，很快就像朋友一样敞开心扉。他向我介绍了他在陕西延安的7年知青生活，我说我也在陕西工作过，也是7年，但是在一机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工作。我们在陕西期间都入了党，还是清华校友，现在又同在厦门参加特区建设，应该说是很有缘分的，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近平同志记忆力很好。2010年9月5日，他任国家副主席时来厦门检查指导工作，跟我握手时，还提起来厦门第一餐吃的三道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厦门那会儿，厦门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您当时向他介绍了些什么情况？

李秀记：厦门经济特区是1980年10月设立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是在一个多海滩山区的地方，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是两个厅级单位，统一由市委领导。邓小平同志1984年2月来厦门视察后，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131平方公里。1984年9月1日，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合并，市政府行使经济特区管委会职能。近平同志到厦门来的时候正好是在合并之后。如果说刚开始2.5平方公里是特区的初创阶段，近平同志来厦门后，正赶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进入更快更好的发展阶段。

我给近平同志介绍厦门的情况，用了六个字来形容：“港、景、文、侨、台、特”。第一个字“港”，厦门有一个优良的港口，是不淤不冻的良港。港口历来都是通商的口岸，福建省的商贸活动从这里出海，这是厦门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字“景”，厦门风景优美，有鼓浪屿，有万石植物园，有集美学村，风景特别好。第三个字“文”，厦门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当时就有7所高校，厦门大学更是全国闻名遐迩的重点高校。据统计，当时厦门大中专毕业生所占比例是全国平均值的4倍，人文环境也比较开放包容。第四个字“侨”，厦门是个侨乡，是福建省华侨出入的口岸。厦门华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经商的很多，被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先生祖籍就在厦门，他倾资办成的集美学村也坐落在厦门。办特区之初，厦门就是因为华侨多才从省里要下来了特殊政策。第五个字“台”，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用肉眼就能直接看到金门。过去30多年，厦门作为对台海防前线，经济建设上受到一定制约。直到邓小平同志来视察后，才慢慢把“台”这个优势凸显出来。第六个字“特”，正因为我们有上面说的这些特点和优势，中央决定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当时给我们的特殊政策，就是特区范围内的税收可以按15%征收（一般是33%）。但一开始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还有待开发。所以在邓小平同志来视察之前那3年，我们只做一些市政规划、“五通一平”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听我介绍后，近平同志问我：“你说了厦门的六个优势，那厦门还有哪些弱势或者弱点？”我以个人的观察，向他介绍了厦门的三点弱势。

一是城市规模小。整个城市就是围绕中山路那几条街，当时的城市人口只有28万。有本小说叫《小城春秋》，写的就是发生在厦门的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厦门是一个“小城”。

二是经济基础差。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差。当时我们的基础设施差到什么程度呢？厦门老百姓有句话说：“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经常停。”我刚到厦门的时候住在市区，夜里12点以后只有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有水，每家每户就挑两个桶，去那里接水，最初一担水一分钱，后来涨到两分钱。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场景，却正是当时厦门基础设施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特区设立之初，工农业总产值才11亿元，财政收入1.85亿元。1972年我刚从西安调到厦门工作，当时整个厦门市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如西安市一个西电公司。在之前的30多年，国家对整个厦门市也只投资了1200万元，还主要是用于海堤建设。这1200万元，我们精打细算，发动群众和解放军，用人海战术，移山填海，花了900万元修建了海堤，剩下的300万元兴建各类工厂。后来的罐头厂、橡胶厂都是用这300万元建起来的。那个时候，厦门引进外资也很少，引进的第一个外资是“印华地砖厂”，是一个印尼华侨办的外资企业。所以我和近平同志开玩笑，说厦门经济特区是从“一块砖”开始建设起来的。

三是市容市貌旧。当时的厦门基本上是一个“旧城”，像样点的建筑只有集美学村和鹭江宾馆，其他建筑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有人这样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

我讲完这些，近平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没过多久，也就是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参会人员各自谈了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工作状态。

李秀记：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三年，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问题的决策。当时市委书记邹尔均兼任市长，经常召开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个别还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领导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只要近平同志在厦门，他都会参加，并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按照分工负责制，属于他分工范围的，他会非常认真地去负责组织实施。用通俗的话讲，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他就尽力去干，而且能把事情干好。

厦门岛屿多，山区多。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三年里，走遍了厦门农村、海岛，像“英雄三岛”（大嶝、小嶝和角屿），还有海拔1000多米的军营村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学习，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记得有一次开大会，向党员通报整党工作报告，我看见近平同志专心听着整党情况，还认真做着笔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工作中，近平同志还特别注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全市老干部他基本都走访过，还经常向老同志请教问题，听他们介绍厦门的历史，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

近平同志这种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工作方法，为他“做大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曾经牵头制定了厦门的发展战略，后来也具体指导过厦门的发展方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秀记：是这样的。我理解，近平同志对厦门倾注的心血，集中体现在他对厦门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思考上，可以说他先后两次为厦门制定了发展战略。

第一次是从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他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际上，市委市政府之前也研究过类似的规划，邓小平同志来厦门视察后，原先的规划就需要重新考虑和制定。与之前编制规划不同，近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邀请了北京的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以及在厦门实际工作多年、对发展规划有研究的同志一同反复论证，还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和老干部的意见。他很注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接触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各方面情况。这个发展战略的成功制定，为2000年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力依据。

近平同志第二次为厦门发展指明方向，是他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虽然不是编制具体的发展规划，但却是更高层次的战略指导和大思路。此时，他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经过15年的实施，目标已经变成现实。2002年1月在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在参加厦门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厦门城市规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想。同年6月，他到厦门调研，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跨岛”就是走出厦门岛，往岛外大片的土地发展，提出要将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按照“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规划，发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优势，加快海岛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