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2月05日13:54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何载，1919年生于甘肃成县，祖籍陕西宝鸡，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室秘书，中办秘书室副主任、主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1979年起，任中组部干审局局长、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2015年经中央批准享受正部级待遇。
采 访 组：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3月21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何载家中
采访组：何老，您好！您曾任中组部秘书长，考察地方干部是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年，您曾到河北正定考察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情况，请您讲讲当时考察他留下的印象。
何载：我1982年去河北省的主要目的，不是考察地方干部，而是作为中央几家部门临时组建的工作组组长，驻石家庄调查处理“肥乡事件”，前前后后大约有半年时间。
这期间，有省委的同志对我说，有个大学生、干部子弟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书记，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反响很好。
我以前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同志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对他的优良工作作风了解得比较多，但对习近平同志并不了解。习近平同志是否真像省委同志所说的那样“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是不是真的对他满意，我作为中组部的干部，觉得可以抽时间去实地了解一下。
正定县距石家庄比较近，我抽时间就去了，而且去了不止一次。结果，这几次赴正定的考察，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我是做干部工作的，对干部和人才的事很敏感，习近平同志打动我的，首先是他在正定县实施的人才战略，是他大念“人才经”，大力推动人才建设。用他自己的话说，福建念“山海经”，青海念“草木经”，我们正定可以念“人才经”。人才战略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等多种形式，打开人才开发工作的新局面。
我当时对他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做了调查：他先后调整220个基层领导班子，提拔了570名优秀青年充实基层领导岗位；还把160名专家学者型干部充实到县里各级班子，很多有专长的干部在他任职期间得到了提拔。
他还大力支持和鼓励民间办学，当年正定县民间办了32所学校，涉及的培训项目有无线电、钟表、建材、缝纫、木工、美术等多种专业。他还组织了电大、函大、刊大，仅在他任职期间，就有多达760人参加这些高等教育课程。此外，习近平同志还选派了20名优秀人才到西北大学深造，培养人才后备力量。
作为县委书记，他为了招揽人才，采取了很多特殊办法，其中有些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很少能做到的。比如，他在县里设立了招贤馆、人才楼、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用专门机构来管理人才，给人才提供强大的硬件支持。
在当时那个思想比较保守和“左”的流毒仍然严重的年代，习近平同志大胆使用了很多当时社会上有非议或不认可的人才。比如，有些家庭成分高的、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才，还有很多社会关系复杂的、以前犯过错误没人敢用的人才，他看准了就大胆使用。即使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只要改正了，他就给人家机会，给他们发挥作用的空间。事实证明，这些不同背景的人才表现都不错，后来都不同程度地为正定发展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同志“上请”人才，也花了大力气，他自己执笔给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写了100多封信，有些信我在调查过程中看到了，写得很诚恳。比如有一封给学者的信中写道：
“我们地处基层，人才短缺，科技落后，视野狭窄，孤陋寡闻，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经过慎重考虑，我想求助于您……聘请您为我县顾问。我想，你一定不会拒绝正定县委、县政府及全县45万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的。”
很多专家学者被习近平同志的诚意所打动，欣然前往正定担任顾问，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做工作。这些专家当中，有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学家潘承孝、食品专家杜子端等人。其中，华罗庚和于光远两位先生我在正定都见过。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个县委书记，能把这样的大专家请到正定来，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是非常不简单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的“人才经”，确实给正定发展带来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您如何看待他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为？
何载：习近平同志主政正定期间，为搞活经济、发展生产采取了两大政策。
首先是确立正定县的定位。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与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讨论请教，把正定的经济模式定位为“半城郊型”经济，这里既有城市的味道，也有农村的味道。因此，不能光打粮食，也不能只搞城市经济，而是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针对石家庄等大城市的需求，习近平同志总结了这样一个二十字方针：“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当时中国北方，相对于南方，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没有南方那么开放，甚至还有很多人反对搞商品经济，认为它是洪水猛兽，放开搞活会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弄垮了。那个时候，中央对沿海开放城市以外的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还没做出明确决定。但是习近平同志已经先行一步，他所总结的二十字方针，完全就是根据商品经济规律提出来的：城市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生产什么，不能盲目生产。
其次是全面规划发展商品经济。正定这座古城，与石家庄、唐山、北京等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形成一个北斗七星的模样。习近平同志认为，正定不仅仅要依托石家庄，而且要使正定的农、工、商为包括正定在内的七座城市服务，紧紧跟上大城市的供应需求。这样，生产就得讲科学。在普及科学生产方面，很多具体事情他都亲自抓。我在正定调查期间，正好遇到他亲自监督整改农村“猪圈连茅厕”，把猪圈和厕所隔离开，使养殖更加科学和卫生。那正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穿着军大衣，走村串户去督促检查。
关于城乡关系，习近平同志提出四条原则，就是：农村要为城市服务，城市要带动农村；农村要供应城市，城市要帮助农村；农村要支援城市，城市要发展农村；农村要依托城市，但是不能完全依靠城市，也不能把农村完全拴到城市上。
为了让正定的副食品供应大城市，他没少去推销。那个时候，北京严格限制外地汽车进京，也不让农民随便进城卖东西。他跑了不少地方，促成一些单位与正定形成长期的供应合作关系，正定的货车也由此取得了进京证。这样，正定的猪肉、鸡蛋、生鸡、水果等等，就可以直接用卡车拉进北京，带动了正定农副业发展。
习近平同志当时其他很多思路、举措和具体做的事情，我是通过调查和了解得知的，而上述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采访组：何老，据我们了解，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非常注意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您对他的考察也一定包括这些方面吧？
何载：考察干部当然是全面的。习近平同志作为县委书记，对正定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端正作风教育一直紧紧抓在手上。为了规范正定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他提出六项规定，要求干部必须遵守。这就是：总揽全局，抓大事；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
习近平同志在1984年1月召开的正定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各位同志都应当有敢于创新、开拓前进的劲头，以虎虎生气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给群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还提出注意正确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优势和劣势的关系，积极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关系，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生产与服务的关系。
1982年到1984年，正定的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农民的人均收入由148元增长到400多元，也翻了一番多。在他的努力下，正定由一个“高产穷县”发展成了全面发展的先进县。
经过3年多努力，在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的时候，正定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贫困问题相对得到解决，全县有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干部群众都觉得有奔头、有信心、有希望。
采访组：您很关注青年干部的锻炼、成长，曾多次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汇报干部工作情况和工作建议，其中也曾提到过习近平同志，请您回顾一下这些信的内容。
何载：去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我的八十年：难忘岁月》，收入了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一些信。今天我稍微展开讲一下。
1982年12月28日，我给胡耀邦同志写的那封信，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中央为干部‘四化’特别是‘知识化’采取了重大措施，已为广大干部称道，但直接提拔仍只能限于极少数，只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干预才有可能。”
我给胡耀邦同志举了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我举的就是习近平同志。我写道，他“今年春天被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经过半年多工作，由于能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不但获得干部和群众的赞扬，组织部门还准备考察其表现，适时给予再提拔”。
“他们半年以前还在机关默默无闻，刚下去时又有争议，但仅仅多半年，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一些曾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或有不满的同志迅即改变了看法，认为是‘好苗子’、‘信得过’、‘放得下心了’。”
“据调查，全国1700万干部，有大学程度的284万，约占16.7%，其中以上海、天津比例最大，分别为27%、25%，新疆、云南最少（均为10%）。如果能抽2%的人下去，有56800人，将是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要较快度过青黄不接的局面，不但需要长远规划，也需要这种‘投资’和‘基本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