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歲末年初的“八項規定”，使得一場“吃的革命”來勢凶猛地席卷整個官場。一系列清新的舉措表明，在高層的強力帶動下，基層“飯局”確有不小變化，“四菜一湯”陸續重返公務接待餐桌。近期，《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網進行了一次大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2.0%的受訪者對近期新一屆黨中央和政府治理公款吃喝的力度表示肯定，44.7%的受訪者坦言近來身邊的公款吃喝現象確有減少。相對於普通受訪者，接受調查的政府公職人員的感受更為明顯，52.5%的政府公職人員認為近來公款吃喝現象有明顯減少。從這個角度講，新一屆領導集體力推的腐敗治理方略在遏制公款吃喝層面成效初顯。

　　然而，同樣是中國青年報社的這次調查顯示，91.4%的受訪者擔心公款吃喝之風大面積回潮，其中75.1%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擔心”。筆者的一些調查也顯示，無論是基層干部還是群眾都對根治公款吃喝持以矛盾心態：一方面從內心深處熱切歡迎杜絕公款吃喝——據媒體報道，73.4%的干部都感嘆自己患上了“飯局焦慮症”，遇到飯局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僅有9%的干部對飯局感興趣，隻要有人請就積極參加。另一方面也對這項規定是否具備可持續性和生命力心存憂慮。客觀而言，基於中國官場運行環境的歷史經驗考察，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是，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焦慮？何以消除焦慮？

　　從面上看，很多人認為，無論是基層干部還是群眾的這些焦慮來自對政治清新風氣會不會出現“一陣風”的擔心，來自對政策執行會產生惰性運轉的經驗考察，來自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基層應對智慧”的預測。但是，從筆者調研感知和深層機理分析，這種憂慮源於對目前兩大治理體制的糾結。很大意義上講，如果不能從體制革新上作出新探索，公款吃喝確實難以真正根治。這種體制因素主要在於兩個方面：

　　一是壓力型政府體制。這個概念是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前任副所長榮敬本教授在河南省新密市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在他看來，一級政治組織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考核指標和重要任務，採取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評價體系，責令基層政府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然后根據完成的情況進行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一票否決”式的獎懲。如果說這些考核具有很強的規范性，則也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很多考核程序和反饋機制並不是這樣，隨意性貫穿其間。這樣一來，基層政府始終是在這種評價體系的沉重壓力下運行，唯上級政府馬首是瞻。因而，在這種壓力型政府體制下，基層政府很難有創新舉措，很多工作都延續著自上而下的行政慣性而展開。當前，這種慣性對根治公款吃喝同樣產生制約。因而，當我們強令要求基層干部要厲行節約、廉潔執政的時候，如果不正視它所生長的大環境，終究是不得要領，隔靴搔痒。試想，僅僅要求基層政府要“勤儉過日子”，而不對其面臨的考核體制作出調整，很難想象基層干